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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竹为生》:铭刻在身体里的技能嵌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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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10 10:03: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以竹为生》  [德] 艾约博  韩巍 译、吴秀杰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乡村研究有其悠长历史。说起村庄研究,研究者脑中一闪而过的,自然会有费孝通、杨懋春的民国研究,改革开放初期的海外人类学村庄研究,以及近十余年蔚为大观的本土乡村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尽管如此,芝加哥大学中国现代史专业副教授艾约博的专著《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仍可在浩如烟海的乡村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艾约博运用近年颇为热门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以人类学家的耐心与细致深入到村庄中进行田野研究,探寻村庄内部肌理,揭露历史与现实的纠缠;又施展历史学家的技艺,史海钩沉,再现村庄社会百年风雨。与此同时,艾约博更是展现其独特问题意识,探寻“技能如何嵌入社会之中”这一少为既有研究触及的问题,并将其放置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宏大框架下考察,让读者耳目一新。

  深描村庄:将夹江打进村庄研究的广阔版图

  和经典乡村研究相似,艾约博也将目光聚焦在一个乡村社区——位处成都与乐山之间的夹江县。在夹江县,最为显著的经济活动并非农业,而是造纸业。艾约博将村落的百年变迁娓娓道来,匠人山间伐竹,槽边制浆,商人四处奔走,讨价还价,村民建碑祭祖,以求家门复兴……不同群体如何“以竹为生”,跃然纸上。民国时期的兵荒马乱,共和国初年手工业的巨变,改革开放后造纸业的复兴……时代洪流如何影响地方社会,也被细致再现。

  但如果仅有细致入微之观察,而无问题意识或理论意识,文本常有沦为速食新闻之虞。艾约博一方面与经典的人类学研究展开对话,一方面又以民族志挑战常识,使其乡村画像呈现出更为丰厚的质地。

  如在讨论夹江山区的宗族时,艾约博与弗里德曼的“宗族范式”展开对话。弗里德曼的东南宗族研究将重点放在村庄范围内的继嗣群中,艾约博则指出,弗里德曼乃至弗里德曼的批评者们,都甚少关注水平的亲属纽带。技能并非由某支血脉垄断,而是以“辈分”为轴,为同宗族的兄弟间所共享。兄弟们各司其职,亲属关系则有助于维持劳动、借贷、雇佣等经济活动。宗族也并非仅仅是固定地理范围内稳定的实体,也是日常生活中反复不断的实践。艾约博注意到,辈分并非冰冷的“长幼尊卑”,也是可以灵活运用的策略,如“‘辈分’不必时时讲,讲深讲浅视情况而定”。

  再如在讨论夹江纸业行会和商贸网络时,艾约博又对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进行补充。他认同施坚雅的基本假设,即市场成为社会组织的基质。但在夹江的案例中,施坚雅所预设的经济理性时常会被打破,比方说乡民会违背经济理性,因政治等因素选择更远的市场交易,也会临时开辟新市场铲除经济对手的市场;造纸商们可经营自耕田和通过平原而非市集买米,市场的必要性似乎也并无如此明显,尽管施坚雅的田野地点正好是在离夹江不远的成都盆地。细致入微的描述,并不只志在描绘,更有助于将夹江打进村庄研究的广阔版图之中。

  技能考古学:刻在身心之上的技能构筑地方社会

  但这本书最让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他对“技能”的重新思考。在艾约博看来,技能并不只是个体所拥有之“物”,更是构筑地方社会的重要环节。在夹江,造纸技术复杂且仰赖精细分工,因此其社会组织与技术之间也呈现出复杂共生关系。

  艾约博取径技术人类学,探寻技能如何在个体、代际、村落乃至家国中分布与再分配。他没有采取技术决定论的视角,将技能对社会的影响浪漫化,而是采取更为精细的全景式描述,进一步探讨技能如何“具化在践行者的头脑和身体里,嵌入在自然和人为的环境中,分置在不同践行人群体中”,并“嵌入在社会关系中”。实践技能的个体与社群,皆独一无二,难以复制。也只有在这个视角之下,我们才能明白,为何即便夹江的造纸技术被写成文字,仍无法在其他地方再现。

  技能首先依赖于个体得以实现,它无法脱离活生生的肉体。技能首先会储存在工匠的身体与记忆中。抄纸、刷纸、纸浆配备等技能时常超越言语,而更需要心领神会。艾约博注意到,某些打浆匠制造的纸浆更为上乘,并非因为配方上乘,而是知道如何凭借感觉处理微妙变化,纸匠也知道如何微妙地混合竹与其他材料以控制成本。对于男性,特定技能会铭刻在记忆中,伴随终身;而妇女则必须学会遗忘娘家的技术,学习夫家的技术。这样的技能甚至会铭刻在身体中,如踩踏碎料者一条大腿会比另外一条要粗。技能被整合到个体的生命历程中,成为难以磨灭的部分。

  但个体技能要发挥效力,仍需融入社群之中。铭刻在各人身心之上的技能,只能成为捉襟见肘的独角戏;只有当各异技能融入社会环境,流程复杂的造纸业方可顺利运转。各怀绝技之人,如同上演韵律节奏复杂的多人舞,将纷繁复杂的流程化解为个体训练有素的实践。在村落中,工匠将技能实践编织到辈分等宗族实践中,通过对亲缘关系的灵活运用组织复杂的生产,而造纸区中的大部分人,也被技能维系在社区之中,维持相对自给自足的生活。在这里,技能并不会带来社会关系的变革,而是渗透在社群的关系网络中。技能使得共同体得以维系,而社群则为技能提供运转、流动、传递的空间。

  当技能遇上国家:如何规划才能避免地方社会恶化

  技能并非乡村共同体中自给自足之物。当国家介入,既有社会关系被改变,技能会被重新分配,乃至受到严重挑战;技能的实践者则可能面临生活巨变。艾约博引入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中的分析,进一步剖析国家的规划如何导致技能与社会关系的重组。

  斯科特在剖析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苏维埃集体化、坦桑尼亚强制村庄化和单一树种林业后,指出国家对社会的规划总是倾向于极端简化、清晰。然而国家的清晰化规划却可能在地方水土不服,违背地方社会的实践逻辑,乃至酿成大祸。因此,若只考虑宏大的国家规划,而忽视根植地方社会中的实践知识,社会便难以顺利运转。

  夹江造纸业的技能便是一种地方实践知识,它自有其运行逻辑。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试图控制夹江造纸业,最终以失败告终;共和国政府试图介入,但在复制技术这一点上也同样不成功。地方性实践巧妙地以其自身的逻辑适应了政权更替。由于造纸本来就是集体实践,集体化也并没有太大改变村民生活,在五十年代初,居民的生活比经历内战和政权易置前的四十年代还要舒适。

  但国家随即而来的宏大规划,却在夹江地区激起难以平息的涟漪。国家试图推行的政策是清晰简单的:迅速发展工业,粮食自给自足。但落实到地方社会,夹江的“手工业”标签却使村民们处在尴尬的夹缝中。由于无法进入“工业”的行列,工匠们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造纸技术并无太大长进。山地平原都要做到粮食自足的政策试图促进公平,但在夹江却适得其反。“大跃进”之后,粮食征收量与再分配量有所降低,夹江平原地区可以腾出土地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工业,但山区却必须砍掉造纸所必需的竹子种植粮食。

  这也体现出原书书名“Eating Rice from Bamboo Roots”的另一层含义:夹江山区工匠纵然“以竹为生”,靠竹造纸吃饭,但在特定情境下,他们又得“削竹种稻”,靠种粮吃饭。但正如艾约博所观察,“10亩竹林可以维持一个小造纸作坊一年的运转,但是10亩农田却不能养活一个家庭”。地方的实践知识可以维持社群的合理运转,但高高在上的简单规划,有时在砍断了既有的社会纽带后,却未必能提供良好的替代。与之类似,改革开放后,夹江造纸业私有化大获成功,也并不尽然出于国家政策的规划。粮食、纸业市场的变化,城市对书法纸的需求等因素结合,与夹江原有的亲缘技能分配结合,才使造纸业顺利私有化。

  由是观之,如若试图以清晰规划大刀阔斧发展的国家,不能妥善处理地方千百年来形成的实践知识,那么很可能迎来一刀切的恶果:规划失效,地方社会恶化。面临发展的难题,或许我们都应像艾约博一样,以历史学的厚重与人类学的敏感,从地方的视角看,从那些组织起亲缘网络、市场体系与生产实践的地方知识出发。当然,这也是一种根植于特定文化环境中修习而来的技能,但它值得我们去不断尝试。(陈冕)

(文章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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