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思潮，是支配著鴉片戰爭以來這一百五十多年中國所有重大事件的主要動因之一，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國未來一個世紀的走向。《中國可以說不》一類書籍的出現，尤其是暢銷，使外界擔憂崛起的中國正在進行挑戰西方的準備，「中國威脅論」者也就更加振振有詞。當年《河殤》風行一時，以「自我戕害」為特征；時隔七八年，《中國可以說不》又以「自我膨脹」的面貌出現，把「鐘擺」擺向了另一端。它們的一個共 同點，就是對「種」的問題的敏感﹕前者把我們的不行歸結於「種」的不靈；後者則動輒罵人家「賤胚」，大概是覺得自己的「種」是很優良的。《中國可以說不》為近年來日益泛濫的「中國威脅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破壞了中國苦心經營得來不易的外部環境，使中 國成為歐美、日本和東南亞國家合力攻擊的眾矢之的。書中充斥著赤裸裸的瘋狂的好戰復仇叫囂，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一群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分子的形象躍然 紙上。極度的自大在同現實碰撞後往往導致極度的自悲，而極度的自悲又可能轉換為極度的自大。從閉關自守到改革開放，原先對外部世界缺少直接接觸的中國 人，有些就不免經歷是這樣。為什麼我們就不能同時避免自悲和自大，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妄自尊大，實實在在，心平氣和地評價自己和別人。對有些人來說，實在 是勉為其難。反西方主義只是一種飲鳩止渴，它只能倒過來加劇民族認同的危機本身，而無助於走出歷史的循環，走出現代化與民族主義衝突的傳統困境。當代中國所需要的不是粗鄙化的反西方主義。而是一種開放的民族主義，一種通向世界現代化大「家族」的民族主義。自己的事情沒有搞好，己身之不善，原因在自己，責任在自己，苦果也在自己。向外界找原因，把責任推給環境，朝別人發泄轉嫁無名之火，絲毫無助於改善自己的處境，結果只能是在偏狹的自卑中加速墮落。一個人如此，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亦如此我們必須學會為和平付出代價，就像我們過去不得不為戰爭付出代價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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